滚动：虽然会带来痛苦，但帕慕克喜欢写复杂的故事丨记者手记
像诗人胡桑说的，《瘟疫之夜》推翻了我们之前的阅读经验。奥尔罕·帕慕克故意使用了复杂的叙事结构，创造了大量面目模糊的角色，我读得气喘吁吁两眼抽筋，还是像徘徊在一幢精密建筑的门口找不到开门的钥匙。
(资料图片)
头痛之余，只好反复看他的过往经历。
出身土耳其中上层阶级家庭，接受西化教育长大；早年的小说获得土耳其国内外认可，但在发表了“亚美尼亚大屠杀”言论后褒贬走向两极；国内读者一边反感他对禁忌话题置喙，一边又以阅读他的小说为时尚；评论家们对他如何实践绘画与写作的互通、模仿和实验性感兴趣，学者们则为他的小说中究竟是呈现了文化杂合还是文化冲突争论不休……
我想在这些线索里清理出一条不那么复杂的主线，像我小时候很爱看的侦探动画，最后推出凶手，解释一切，也就是说，进入到帕慕克精密建筑的中心。
但后来知道这都是徒劳。
帕慕克有问必答，尤其对威权和民族主义、爱情、伊斯坦布尔的叙述，一讲就是五六分钟。他的回答经常包含转折、排比的句法：民族主义在争取国家独立时是好的，但在压迫少数族裔时是不好的；爱情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但它并不总是甜蜜的；爱包含了如嫉妒、保护、连续性、认可、温柔、骄傲、性、孩子、家庭、生意……
我感觉到，帕慕克不想给出一个简单的、看似正确的答案。也许和他本人长期处于复杂境况中有关。可是复杂会带来痛苦。
比如帕慕克既喜欢西方文化，又喜欢奥斯曼的旧东西，但两边都给他带来伤害——长期被西方文化抛弃而产生的边缘感，被帕慕克视作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共同心理创伤；同时亲伊斯兰的埃尔多安政府和穆斯林也不喜欢他在小说中那些所谓的隐喻、讽刺。
比如帕慕克经常被认为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及其西化改革政策充满怨恨，是的，但不完全是。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对凯末尔式人物的颂扬——自我牺牲，渴求知识，聪慧过人。无可奈何的是，他们往往都有着共同命运——失败。这种失败是帕慕克小说里永恒的忧伤。
我们越是长时间处在混乱、模糊的现实中，越是强烈地渴望确定性。帕慕克反其道而行之，访谈时他说的第一句就是：是的，我喜欢写复杂的故事。
所以他在小说中不断转换成他者视角，将自己置于身份的不确定中，以此来实践“理解他人”的文学宣言。这是很珍贵的。
写稿的最后一天早上，我在书桌前坐下，桌上、地上堆着帕慕克的书和杂乱资料，我看了它们一眼，想到帕慕克选择了一种孤独的生存方式，长时间独自待在伊斯坦布尔的房间里，想象，写作。一直处在混乱和摇摆中的我忽然觉得很感动。写作是一种冒险，一种从隐痛中发出的哀鸣。他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出自毫无道理的信任——说出一切，并相信有人会理解自己。
我上学的时候新闻评论课学得很差，无法就事件给出确定的看法和结论，不确定和不自信的性格在评论写作的过程中会被无限放大，我很厌恶。直到最近我才想明白，也许恰恰是因为不确定和不自信，我会时刻在意别人是怎么想的，会不自觉从他人的角度来打量世界。有时候我理解，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就这样吧。保持点不确定和头痛，也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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